摘要：导读社交媒体的出现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政治参与，议程设置、虚假新闻以及用户群体间的代际差异与使用鸿沟，使得社交媒体易被政客利用以操纵公民政治参与，从而破坏民主本身。正文（一）政治传播与社交媒体社交媒体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以其更低的门槛、更...
社交媒体的出现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政治参与，议程设置、虚假新闻以及用户群体间的代际差异与使用鸿沟，使得社交媒体易被政客利用以操纵公民政治参与，从而破坏民主本身。
社交媒体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以其更低的门槛、更快的速度和更为便捷的沟通反馈渠道，成为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一环，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政治参与。当社交媒体被赋予政治传播的目的，就会形成政治组织、利益集团、网络公众等共同参与塑造的一种政治新现象。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开始显现。奥巴马通过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个人账户，直接向选民输出施政口号、思想和纲领，同时在社交媒体广告上砸重金，打赢了选举战。如果说肯尼迪是电视时代的代表总统，那么奥巴马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的代表总统。此后社交平台不断发展成熟，更多政客也积极参与其中。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Twitter在助力特朗普赢得选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特治国”成为特朗普的热门标签。特朗普利用推特直接输出过火的言论，赢得了选举的流量红利，“政治网红”特朗普成功上位。
社交媒体通过什么方式重塑政治传播？模因由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指的是“文化传播或模仿的单位”。数字技术将模因引入互联网，结合了文字、图像和视频，创造了一种比自然语言更有指向性和感染力的交流方式。典型的例子如2016年美国大选中大行其道的右翼政治模因“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佩佩”是一个青蛙脸和人身体的结合体，这个卡通形象来自于漫画家马特·富里(Matt Furie)的作品《男孩俱乐部》。“佩佩”模因传播激活了在线右翼社区，这些社区又将“佩佩”模因扩展到了Facebook和Twitter等主流社交媒体中，形成大规模的模因传播现象，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今年6月份，Facebook宣布建设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信息中心项目，还为用户提供了停止观看政治广告的选项，这些举措都剑指社交媒体对大选可能产生重大或负面影响的两个因素：议程设置和虚假新闻。
（1）议程设置
在洛厄里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这本书中，记录了McCombs, M.E 和 Shaw, D.L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次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媒介也许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思考，但在影响公众思考什么这一点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意味着媒介可以直接影响政治议程的形成。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能逆袭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算法驱动的政治传播。其团队利用智能算法技术操控舆论，策动点对点的精确舆论制导，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下，真相被阴谋论遮蔽，选民情绪被水军和喷子带动，成为民粹政治动员下右翼力量的拥趸。
（2）虚假新闻
据亚洲时报的报道称，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预计，2020年最大的声誉风险是围绕美国总统大选的假新闻。社交媒体兴起的另一个维度在于有了独立于官方媒体之外的“自媒体”新闻，但辨别“自媒体”新闻与官方新闻的真实性却不易。在政治传播中，“真消息”与“假消息”谁可信？社交媒体在识别和阻止虚假信息方面的不足，造成“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肆意传播，也使得社交媒体成为政治风险的策源地。
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法国反移民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右翼政党利用社交媒体，通过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建立起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团结假象。例如勒庞和她的网络支持者散布假消息，声称马克龙在巴哈马拥有一个秘密银行账户，此举导致马克龙被迫对勒庞提起诽谤诉讼。在英国，反移民的英国独立党（UKIP）及其追随者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虚假信息，利用仿真的舆论蒙蔽公众，帮助英国脱欧阵营赢得了议会投票，支持英国退出欧盟。
除去社交媒体本身的可操纵性，用户群体间的代际差异与使用鸿沟也在影响着公民政治的参与度。美国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的James Katz教授，在《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上网、参与和互动》）一书提到，阻碍美国居民接触互联网技术的主要是心理和文化因素，而并非结构性和技术性因素。人们对于数字鸿沟不同的接入和使用情况影响着他们的政治知识，包括认知层面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还有行为层面的政治行为，不同的群体被社交媒体言论煽动的程度不同。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韦路教授利用2008-2009美国总统选举研究（ANES）纵向调查的数据验证了三个假设，得到如下结果：
（1）用户的接入差异已经不是很明显，但使用差异仍然非常明显。在其人口变量组研究中，教育程度、性别与年龄这些显著的预测变量数据，表明了人们即使有着同样的互联网接入并不意味着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互联网。
（2）网络上的使用差异比传统媒体的更大。传统媒体往往具有一种新闻内容的偏向，而网络更多偏向娱乐，这导致社会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在使用传统媒体时呈现出来的差异不是特别大，但网络的异质性与开放性，导致网络的使用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关系更加密切，继而加大网络使用的差异。
（3）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对网络使用的差异大，这带来更大的知识鸿沟，继而加深政治立场的对立影响选情。一般来说，低学历的互联网使用者在政治上容易被煽动。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意见波动比较大、没有高中文凭的选民投票中，特朗普领先51％，而高等教育支持者中，希拉里有绝对优势。
在政治传播的语境下，社交媒体带来了大量“真相游戏”、民主退步、政治极化等不确定风险。社交媒体虽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民意表达渠道，但在部分政客手中，社交媒体被用作数字时代的“生化武器”，从而破坏民主本身。针对这种现象，8月12日，美国科技巨头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就2020总统大选发表联合声明，定期会面并表示在202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NC)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之前，密切关注各自平台上的信息流动。据悉，DNC将于本周（8月17日至8月20日）举行，而RNC则定于下周（8月24日至27日）举行。
[1]全燕.政治传播语境下的社交媒体奇观及其风险症候[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6):147-150.
[2]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J].美国研究,2017,31(03):9-29+5.
[3]金兼斌,James Katz,杨虹艳,杨颖.社交媒体影响社会和政治运作的方式和逻辑——美国知名新兴媒体研究专家James Katz教授访谈录[J].全球传媒学刊,2018,5(02):104-115.
[4](美)洛厄里,(美)德弗勒,刘海龙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 Some British politicians have a skewed idea of how the top EU officials come to power-here is how it happens.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is-the-eu-undemocratic-2016-3
[6] Islamophobic U.S.megadonor fuels German far-right party with viral fake news.
https://theintercept.com/2017/09/22/german-election-afd-gatestone-institute/
[7]韦路,张明新.数字鸿沟、知识沟和政治参与[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Z1):143-155+210+221.
[8] Reality Check: Who voted for Donald Trump?
https://www.bbc.com/news/election-us-2016-37922587
本文作者：彭聪
原文摘自《人工智能资讯周报》总第9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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