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各个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但全党能够做到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当时，全党上下具有高度的全局意识、大局意识，自觉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与统一指挥，做到了全党一盘棋，因而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创造了条件。 ...
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各个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但全党能够做到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当时，全党上下具有高度的全局意识、大局意识，自觉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与统一指挥，做到了全党一盘棋，因而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创造了条件。
抢占先机迅速建立东北根据地
人民解放战争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然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诸多因素中，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从各战略区调集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创造东北根据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东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七大就曾提出是高度重视东北问题。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在抗战后期撤入苏联境内的抗日联军回到东北各地协同苏军作战，冀东的八路军在山海关与苏联红军实现会师，而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9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要求立即调4个师12个团2.5万人至3万人去东北开辟工作。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9月15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中央局，提出要迅速地坚决争取东北，要求各地配备100个团的干部，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等名义进入东北。9月17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10万人去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10万人至15万人到冀东，从冀东进入东北。9月19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在巩固华北及华中、华东解放区的同时，先后抽调了2万余名干部和11万部队进入东北，建立了东北革命根据地。
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提出后，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迅速挺进东北，华中的新四军移驻山东，江南的部队撤到江北，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局观和团结统一的力量。据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我们支援东北，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晋察冀是老根据地，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南发展。而东北地区则正在初创，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又是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地区。如果我们党占有了东北，进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这对全局是非常有利的。”（《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81页）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山东干部：“我们山东不惜一切代价，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黄瑶等：《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占领东北的战略决策是基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大局的考虑，广大干部战士离开业已发展良好的根据地，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人服从的大局意识。事实也证明，占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制胜国民党的关键一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
当时进入东北的部队可以说是来自各路人马，从大的方面有来自华北的八路军、华中苏北的新四军和原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八路军中，主体来自山东和晋察冀，但也有来自晋冀鲁豫、晋绥和延安总部。这些部队之间许多原本分属不同的系统，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是，他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都能够自觉服从延安党中央和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挥，没有出现国民党军队惯有的抢地盘、争码头现象，很快被整编成统一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一支超过百万人的强大的人民军队。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凝聚力、组织向心力。
中原突围以局部牺牲换来全局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大局意识，还在著名的中原突围和后来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原解放区位于武汉和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块根据地，到日本投降前，已经发展到60余县范围。1945年10月，由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以及冀鲁豫军区水东部队，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组成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６大战略区之一。
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于南京、武汉、郑州之间。南京是其统治中央，武汉和郑州是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从中原解放区沿长江东下可以直指南京，向北可进入黄淮平原进而控制中原，挥师南下便是武汉，西进可切断作为交通大动脉的平汉铁路并进入江汉平原控制荆州襄阳。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意图，就必须迟滞国民党军由西南向华北和东北的进军；而对国民党来说，要达到控制华北、独占东北的目的，又必须尽快将其部队运送到华北和东北，而中原解放区的存在成为其重要障碍。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把发动全面内战的首要目标锁定在中原解放区上，自抗战胜利后，就不断地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到1946年6月，围攻中原解放区的部队达到了8个整编师又2个旅共22万人。因此，中原解放区的坚持，对于其他解放区作好应对蒋介石全面内战的准备十分重要。由于中原解放区的存在可以牵制大量国民党军，因而相应地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压力。
在中原突围前，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受中原军区委派，于1946年3月到延安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要王震告诉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求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
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曾在武汉签订了《汉口协议》，规定停止中原地区的武装冲突。然而，国民党军随即违反协议，继续围攻、蚕食中原解放区。６月26日拂晓起，向黄安(今红安)以西、经扶（今河南新县）以东、孝感以北的中原解放军阵地发起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军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分南北两路于6月26日向西转移，中原突围开始。至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部队均先后胜利突围。
中原突围后，蒋介石将追击和“围攻”中原解放军的兵力增加到32个旅，共36万余人。8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说：“我中原军负担极重，急需援助。”要求刘邓和陈粟在1个月内各歼敌2至3个旅，以减轻中原解放军的压力。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展了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的作战和定陶战役，山东野战军开始淮北和胶济路作战，华中野战军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蒋介石不得不从追击中原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陆续抽出一部分兵力去增援应急，但到9月11日，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仍然还有14个正规旅。
中原突围保存了主力，并且建立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新根据地，留下小部分兵力坚持原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更重要的是曾牵制了国民党军队30余个旅的兵力。毛泽东曾对中原突围给予很高评价：“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同时也应看到，为了全局，中原解放军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虽然主要的部队都成功突围出去，但在突围过程中队伍分散了，由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斗频繁，各突围部队有较大伤亡，因而人员也减少了，所以中原解放军后来未能形成大的战略集团。但是，由于中原解放军的坚持和成功突围，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兵力，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自卫战争。
中原解放军的坚持与及时突围，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的大局意识。正如陈毅后来所说的：“如果日本投降后你们马上出发，无论向东到华东解放区，还是向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你们都可以大摇大摆，连坛坛罐罐、尿盆夜壶都能平平安安地搬出来。”“为什么党中央没有下这个命令呢？同志们，因为这样做对全国战局不利。中央考虑的，是实现战略上的转变，准备迎接两个阶级的决战，我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全局。”“这就把老蒋很大一部分主力吸在中原，阻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军华北各个战场，为战略全局争取了时间。”陈毅还说：“没有你们在宣化店六个月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这个形势是不可能的。”（夏夔主编：《中原突围纪念文集》，1996编印，第15页）对中原解放军以自己的牺牲为全局所作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
挺进大别山赢得战略主动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由于兵力不足，改向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在陕北战场上，国民党军全部兵力达到25个旅约25万人，而西北野战军只有6个旅2.6万人，另有3个地方旅和1个骑兵师1.6万人，总共才4.2万人，敌我力量之比是6比1，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1947年7月29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一份绝密电报中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甚为困难”几字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足以说明陕北的情况紧急。
当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渡过黄河，进行鲁西南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共9个半旅6万余人，但同时也遇到不少困难，7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南渡黄河后因连续作战，战果不小，但损耗甚大，伤亡约一万三千人，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经费不足半月开支”，如果离开根据地远征，面临没有后方供应，缺少新兵补充等诸多问题。而鲁西南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当面之敌战斗力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因而原本计划先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仍坚持内线作战原则，在陇海路南北坚持两个月时间，消灭敌人8个旅以上后再向大别山进军，这样部队的人员装备能得到较好的补充。但是，接到毛泽东电报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意识到迅速进军大别山对缓解陕北困难的重大意义，第二天即复电中央军委：“接七月二十九日电，决心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应全局之需。”8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民权至商丘和虞城地区分三路越过陇海铁路，开始向大别山进军。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刘邓大军离开长期战斗的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千里跃进大别山，进行无后方作战，开辟新的根据地，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过了陇海路就进入了著名的黄泛区，此时正值盛夏酷暑难当，道路泥泞，而国民党军前堵后追，为了轻装前进只得将重武器丢弃。过了淮河就进入了南方，部队除少数领导干部是南方人外，干部战士绝大多数都是北方人，南方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与北方有很大的不同。大别山这个地方我军几进几出，虽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前身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是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的，而红四方面军是从大别山发展进来又从这里转移出去，但红四方面军离开大别山后国民党在这里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导致大别山遭受严重摧残，加之当年张国焘在主持肃反时曾乱打乱杀出现严重的扩大化，大别山的群众对此仍然心有余悸，一开始难免出现等待观望情绪。同时，由于这里敌我曾反复拉锯，导致这里的地主土顽武装众多且极为顽固反动。因此，部队进入大别山之初，“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刘邓大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大别山地区站住了脚，到1948年5月，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已发展到三千万人口。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1948年8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也在晋豫交界处渡过黄河，进入豫西。9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主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构成品字形互相配合经略中原。1948年3月，毛泽东就此评价说：“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3页）刘邓大军在进军和经营大别山期间，一段时间曾减员严重，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难以打大的歼灭战，因而不能有效地补充自己。由于进军大别山时重武器无法携带，以至于在后来淮海战役的时候中原野战军炮兵也比较少。但是，刘邓大军以自己的牺牲使全党全军赢得了战略的主动。
1946年6月17日，贺龙在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地方好了，只能代表一个局部，延安好了，就代表全体，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央好比是我们的头，头是一点病也害不得的，但手足有点毛病还不要紧，甚至失去了一只手，关系也不大。”正是全党自觉把延安当作自己的“头”，服从这个“头”的指挥与调遣，同时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做到了全党“一盘棋”，从而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
（作者罗平汉，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教授）
